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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隐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日志

 
 

新唯物论成为主导思想之必然性  

2010-01-15 14:17:10|  分类: 当年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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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物论成为主导思想之必然性

 

民国年间,中国思想界之一大趋势乃可谓反 动成风(五四运动既是一大集中体现。)或许正如梁启超所言:“学派上‘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1]种种反动在当时之中国更与之对科学与进化论的迷信一道,融合于一炉。则在当时,即除开信奉新唯 物论的中共的在政治、军事上之强力推行之不论,在哲学思想之传播上,新唯 物论之成为中国之主 导思想亦是有其必然性的。

即言反 动,就当有被反 动者,然在当时,被反动者虽不一而足,但总不过是西洋之传统于中国之传统两个方面。

在西洋方面,由康德开创,黑格尔集其大成之德国古典哲学,一时风行世界,然而其崇尚抽象的思辩的风气,在黑格尔之后更是大兴。这样,一方面,单一理性的思辩方法在哲学界完全占到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哲学越来越崇尚抽象的思辩,离人的生活也越来越远了。近代哲学的展开也似乎正是从对这两个方面的反动开始的。它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便是:一、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以何种方法来建构哲学;二、哲学如何向现实回归。在这两方面的展开中,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论无疑是影响最为巨大的。

新唯物论以实践为核心来建构哲学,这在根本上就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单一理性思辩的方法;同时新唯物论又以经济为切入社会、历史观的基础,这样,它于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又都是息息相关的;离人仿佛如此遥远的哲学,又从单一理性思辩的云里雾里,回到了人间,走到了每个人的身边。在这点上讲,新唯物论是一上来就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

而在中国,明末清初时,有感于时局危亡之局面,有识之士便多有对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宋明理学之批判,所谓“平时空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清一代,虽有人以朴学为其学术之代表,但作为课士之典的,在官方占主导的毕竟还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亦同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崇尚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辩,而到了清末,本来是宋明理学之反动的朴学也丧失原来经世致用的目的,完全变成了一个考据和实证的钻故纸堆的工作。综合两方面的情形看,在西洋文化冲开国门以前,中国本土的哲学学术氛围与西洋的主流是是否相似的:都崇尚思辩(朴学到此时不过是思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离人日远。这样,身当乱世,国势衰弱,用种种方法种种主张欲救中国之颓势而不可得之中国学人,正当此 无可奈何之际,新唯物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带着希望的种子传到了中国。

本来中国之学人一直在寻找救亡的力量,经过几十年,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需要科学,(五四运动就是以之为口号的)几十年间,除清廷的顽固派、义和团曾一度反对过科学,但到底不占主流,不过昙花一现便黯然谢去,科学观念到底是深入人心的。而新唯物论本身是标榜科学的,至少在当时,是与科学紧密联系的;是受到当时科学的巨大影响和启发的;在当时,新唯物论的主张与科学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大体上是一致的,并且是将科学纳入到它的体系中去的(新唯物论自身就标榜是一门科学化的世界观)。这在当时救亡意识深入而各方都认科学是救亡最有力之手段之一时,新唯物论的这种标榜,无疑为其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科学的思潮,大体皆汇入了新唯物论。

不仅如此,新唯物论与另一大趋势――进化论也是不排斥的,而且甚至其本身创立时就是受到进化论很大影响的,并且他批判吸收了进化论许多观点的。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在重重危难的局面之下人们到底是希望有一个出路,有一个光明前景的。新唯物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得出了社会必然进化,人类必然解放的结论。这自然能得到身在乱世人们的心向往之。有学者谓“进化论乃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前影响中国最大的思潮”[2]但是新唯物论传入中国后进化论实际上并没有消失,经过批判后,它实际上汇入了新唯物论的大潮中。新唯物论吸收了科学主义与进化论之后,它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思潮!

再有一点,中国近代学界的主流绝对是入世的,(即令是治佛学的如章太炎等人之思想亦多偏重入世)而新唯物论在近代中国引入的诸思想中入世性可谓最强的,也是最关心现实社会的实用目的的,这也是其让人更为倾心的原因之一。正如郭湛波先生云:“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种种方法能够解决问题,较为妥当,不得不用它。”[3]

所以,新唯物论因其对东西方传统的反动,并在展开中批判地融会吸收了一些对中国近代影响甚大的思潮,使其本身成了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传来之)思潮。此外的,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共推行的影响,就非是本文所要论及的了。

 

 

 

(4)中国现代哲学的非宗 教性

 

“二十世纪毕竟不是宗 教的世纪”,笔者现在无法考证此语最早出于谁之口,但就有限的阅读来看,冯友兰、李石岑等人都曾说过。这样至少可知此巨话在民国时期至少在学界是颇有共识的。

如前所述之民国之学术思想趋势大体看来,皆是反宗 教的。首先,科学主义,近世之中国学人几乎无有不认科学是反宗教的,新唯心论要反对新唯物论首先还要反对科学。在西方,近世多有科学之著作被教会列为禁书,且近世科学之重大发现多有冲击宗教教义者。于是,科学与宗 教的对立好像就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了。其次,进化论亦是冲击宗教的。马克思曰:“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4]

”可见,进化论对于宗教的消解也是异常严重的。最后,在新唯 物论,当然更不用说,其标榜的无神论更是彻彻底底地反宗教的了。

但是,我们只要随便翻开一部哲学史,就可知道,其实哲学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一直被人篡改,几乎人人上来都要为哲学另立一套定义,以至于什么是哲学?在今日我们对这一问题还是十分茫然的。同样,宗 教是什么,其定义亦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要展开我们的讨论若也采用另立的一套概念 体系,是毫无意义的。要让讨论展开,我们最好的办法,便是让概念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

我们先来看看宗 教的本义。宗教(即Religare)一词之本义乃是指与神相接,而与神相接乃是希腊系phlosophy的最高境界,这绝对是一个体验的境界![5]由此我们可知宗教的核心乃在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对宗教的排斥也就等于对体验的排斥。体验竟然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难道不是荒谬之极的事!

当然,在事实上讲近代中国思想界要排斥的主要并非是体验,也并非是宗教,而更多的还是教会。可是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易范将两个关联之物轻率地看作一体的毛病。于是,哲学等于思想,进而等于思辩;宗 教则等于教会,进而等于迷信,等于反科学,等于愚昧无知。这样宗教就与其核心的体验一道,被打入了科学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结合本课题的前面部分,即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中国的现代哲学都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哲学发端于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误解,中国现代哲学的展开则原原本本、顺顺利利地讲这种误解接受过来,更掺杂了其它更多的误解,发扬光大之。这种误解真是顺利本土化了,可中国现代哲学的展开却变得不那么顺利了,到目前,我们始终没有产生一套真正意义上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系统化的现代哲学思想,在对宗教的态度上,在吸收西洋学术的方法上,我们不应当检讨检讨吗?

由于体验的缺位,现代中国哲学即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妄谈继往圣之绝学和开万世之太平了![6]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5 月版,第14页。

 

[2] 见曾乐山著《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进化论的传播》,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之哲学史》,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9页。

[4]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5] 此处所言之神绝不是人格神,它是万物心物一元之本体,既是康德所言之物自体,亦即佛家所言之如来藏识。

[6] 【宋】张载:《张载集?近思录拾遗》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锡深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76页)。此四句话实言简意深,哲学体用之全体尽在斯矣。然则哲学何以能为万世开太平呢?盖因世之太平,所依毕竟是人,人心康定,世乃太平,人心纷乱,世不乱者,未之有也。但凡一种思想,若居主导地位,其势不强,其证不深,常易为它宗惑,祸乱乃生。太平天国如是,义和团者如是,法L功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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