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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隐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日志

 
 

梁启超――不得其门而入者  

2010-01-15 14:19:51|  分类: 当年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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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不得其门而入者

 

梁启超一生兴趣颇广,治学颇杂,于政治、经济、考据等诸学均有研究。在此,我们不能对这些都展开论述,仅能是就其思想于西洋哲学之关系及其对宗教之观点略述之。

梁启超对西洋哲学之接受,是在一变动之中的,此变动我以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倒是暗合于蒋捷:《虞美人·听雨》一词。略分如下:

 

第一阶段: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眠罗帐。

第二阶段: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第三阶段: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歌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现详述之:

第一阶段:此阶段之代表性事件是梁启超1902年-1903年之间发表的《论希腊古代学术》、《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介绍笛卡尔和培根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西洋哲学之论著。此时之梁氏,年不过三十,(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生)却已因参是戊戌变法之中心人物之一而声名大震,年纪轻轻,即大有天下何人不识君之情状。故学养虽不太深,气度却实为不小。其此时的一系列著作,多是介绍性的,这其中并无太多特异之处,但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梁启超在介绍康德时,用佛学的思想与康德进行了对比。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一文中,梁启超曰:

  

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言实行也似孔子,空理贯诸实行也似王阳明。[1]

康氏哲学大近佛学,此论即与佛教唯识之意相印证者也。[2]

 

这些论述应该说还是很具有开创性的,并非是毫无道理。但梁启超虽然讲佛学,其自身对佛学就没有多么深厚的体验,所以无怪乎贺麟批评他说:“用他不十分懂的佛法去解释他更不甚懂的康德.”[3]不仅如此,此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宗教还有一种厌恶之情,在1902年作的《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他还曾说:

 

“吾畴昔论学,最不喜宗教,以其偏于迷信而为真理障也.虽然,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4]

 

其时他讲宗教,更多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讲的,对于宗教体验的本身他几乎是毫无涉及的。而且其延续了西洋对于笛卡尔哲学的误解,这对于后人是有一定影响的。

根本上讲,梁启超此时还没有真正历经到人生现实的种种忧患,还陶醉在单一理性带给他的虚幻的快乐于希望之中,在他看来宗教于这种给他希望的思辩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为真理障”的。这便是少年听雨时代的梁启超对西洋西洋近代哲学与宗教的看法。

第二阶段:此阶段之代表事件是其1918年发表之《游欧心影录》,这一年梁启超45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面前,在一连窜显赫却并不成功的政坛经历之后,这位任公先生忧患似乎加重了许多。同时,他开始比较冷静地对西洋文化进行批判,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痛苦,看到对科学万能的迷信的彻底破产,他讲:

 

讲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象是一统天下.自科学渐昌明,这派哲学便四分五裂,------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旗下了------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那里有什么灵魂?[5]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梁启超已不再迷信科学万能,二、他已不再陶醉于单一理性,并看到了康德、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颓势;三、在情感上,他不再反对宗教。

听雨客舟的任公,在对人生,对国家,对社会的巨大忧患面前,不仅对科学万能的信仰彻底地破了产,而且对单一理性的思辩哲学的信仰,也彻底地破了产。于是,在梁氏治学的方法上,只好是向体验回归了。

第三阶段,带表性事件是1922年的《评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氏时年49岁,相对于其56岁的一生来说,此时已可谓是晚年矣。在此时梁氏已认识到了体验的重要性,他说:

 

    知识的增减,和自己真生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体验出这个真生命叫做“自得”.[6]    

 

但是如何“体验出这个真生命”呢?听其言,观其行,梁氏当是未找到神秘修证这个真正的方法的,(虽然其一生号称精研佛学)。纵有,天不假年于任公,只好是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纵观梁氏一生,少年成名,狂心乃长;中年罹患,狂心少歇;及至老年,方晓体验。性尚未见,天不假年。一生总与达道,失之交臂。其为探求真理,奔忙一生,终究心外求法,不得其门而入。惜乎,惜乎!



[1]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梁启超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1055页.

[2] 同上,第1056页.

[3] 贺麟: 《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28页.

[4] 梁启超: 《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 《梁启超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762页.

 

[5]  梁启超: 《游欧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2973页.

[6] 梁启超: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3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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