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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隐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日志

 
 

胡适:西化与传统  

2010-01-15 14:23:48|  分类: 当年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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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西化与传统

 

应当承认,胡适之先生是将许多西方的研究方法系统引入到中国,并且与中国传统的诸如考据等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开一代学术风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不可否认,在其思想当中,是很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受篇幅之限制,在此我们仅选择“全盘西化”与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两个问题讨论之。

胡适之先生自己对于“全盘西化”问题曾有如下一段极为知名之论断: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一切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

 

对于传统,胡适之先生则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认为:传统文化亦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为不必去刻意地保护与弘扬,这一主张前几年已受到了张祥龙先生深刻的批评,张祥龙先生曰:

 

“至于胡适的主张,认为只管放手去破旧追新,传统中有生命力者自会留下来,与西方文化折衷成一个仍然是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其逻辑相当于,只管去毁林开荒建工厂,自然中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自然会留下来,形成一个与原来生态无根本区别的新生态,而且以往的状态要它什么时候回来就能回来。稍有生态常识者可知此论说之谬。其中不错的只有一点:某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会留下来,像蟑螂、怪异的病毒、脑充血、沙尘暴和艾滋病。”[2]

 

胡适先生眼里,文化是直线式演进的,是只有一个向度的,是不进则退,非如此不可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对比,必然只有谁好谁坏的区别,只有坏者向好者的必然趋同。可是文化本来是一个多纬度的,立体性的东西。并非只有单一的一个好坏标准.即令要讲好坏,好坏也不能是以与环境适应与否这一单纯的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须知道,任何文化的核心皆在哲学,而哲学的核心则在于绝对的神秘体验。“诸佛妙法,非关文字”,哲学的核心,文化的核心绝不是历史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可以把握的。在对于本体把握之神秘体验的视域中看来,一切本来是:“一心不动全体现的”,“大胆地假设”,实际上等于“无知的妄想;而求证之根本,在认识发生的意义上,关键并不在于小心与否,而是在于对自身本有认识能力之自明性的认可。它是绝对直观的,绝非演绎可以捕捉的。在体验的、天人合一、人神相契的哲学境界下,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根本上是由于各自具体情况之不同而导致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当然,由于东西方各自历史、环境的不同,在一定阶段,各自展开的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展开过程中是可能会有谬误产生。我们故不可将谬误当作精华,在此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他人文化、哲学之方法以提升自身文化、哲学是一件很有必要之事,但根本上否定自身的文化、哲学,割裂开于地域、时空的关联来谈哲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生硬否定就是毫无道理的了。自己本土的文化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根本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所能解决的[3]。所谓“全盘西化”根本是个伪问题。

客观地说,胡适的一件方法“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在实验科学上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应当是有一个限度的,超出了这个限度,种种谬误便会接踵而来。胡适并不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局限,而是对之加以无限的发挥,甚之用来曲解禅宗,这就只能让其贻笑大方了。

胡适对于禅宗的研究一开始就是从政治斗争与思想传播上着眼的。他首先关注和考证的是所谓南北宗的“法灯争夺战”,认为南宗慧能一系后世之声光多赖于神会之与北宗的斗争,(并不是主要南宗体悟或思想的高明)。又进而认为:

 

“当日南北二宗之争,根本之点只是北宗重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故慧能、神会虽口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此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大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形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那才是彻底的解放了。”(《菏泽大师神会传》)[4]

  

对于禅宗的教育方法,胡适则又以为:

 

“经步步扩充而有的人生经验,主动地发现自我解脱之道。胡适总阔禅学的方法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不说破’,……第二是种种禅机方便……目的是在暗中指点学人自己大疑一番,而又从中自己释疑与醒悟。第三是云水行脚,……积累生活经验……直到有一天顿然大彻大悟。”[5]

 

胡适的门外谈禅,丝毫没有把握到禅的精髓,对禅亦大有曲解,这些已经受到了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公正的批评,铃木大拙曰:

 

“顿悟禅是定慧一体之教所衍生出来的枝叶问题。……政治策略、法灯争夺战、佛教改革的时代动向等等外在的历史问题,实与禅宗本身的内层思想无甚关联。……神会的‘知’并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知识’、‘理智’或‘知解’,而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譬如主客对立、神人对立、生死对立、有无对立、此岸彼岸对立等等)的绝对智慧。……‘智慧’是古代梵语prajna的意译,……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智慧’、‘知识’等等乃是相对于‘般若知’的所谓‘分别知’,梵语原字是vijnana.

历史考证家胡适一方面把禅宗发展讲成打破旧习,反对传统的一种佛教革新,另一方面又曲解禅智或般若的直观,降为分别知,因此解释不了禅的自性,也进不了禅宗之门。

胡适根本体会不出‘毕竟只遮是’或‘只为如此’的般若知境界,因为他总是想籍分别知去揣摩,去解释的缘故。胡适的禅宗研究一味偏重历史方法,因此全然抹杀禅对生死、不朽、永恒涅磐等等涉及时与非时辩证问题的独特主张。历史家胡适只会在禅的圈圈打转,却从未设法了解禅者顿悟解脱的内在生命世界。”[6]

 

在铃木的批评之下,胡适几乎没有还手之余地,究其原因,傅伟勋先生以为:“铃木比还手更能把握到,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顿悟成道乃是一切佛教哲理与修行的源头与归宿,因此顿悟并不是道生或慧能的新创。”[7]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西方哲学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可以用来衡量一切的哲学,它的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一味迷信其方法(甚至只是其部分方法),以为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不加区别地到处滥用,绝非是探求真理的正确途径。西方哲学的引入,是需要我们的慧眼抉择;西方哲学的接受,更需要我们以自身的体验为先导。我们要真正建立起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哲学,舍弃体验之方法,舍弃传统之哲学积淀,或者是排斥西洋之哲学,排斥理性之方法,能有可能吗?



[1]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序第5-6页。

[3] 胡适后来为避免误会,改“全盘西化”的口号为“充分世界化”。

[4] 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引自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2页。

[5] 傅伟勋整理归纳的胡适与铃木大拙之英文论辩,引自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4页。

[6] 同上,第306-313页。

[7]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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