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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隐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日志

 
 

福建·无政府主义·陈炯明的“安那琪世界”  

2012-03-13 09:56: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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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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