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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隐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日志

 
 

【转载】【lindu58推薦】梁启超90年前对中国人的教诲至今振聋发聩  

2014-09-10 17:18: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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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是中国宪政倡导者,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拯救世界。其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原载19251117日《晨报副刊》的“对俄问题专号”(三)“国之保护与奖励”,专门谈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制,至今读来还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功效。

该文开宗明义,说此文的动机,全因讨论共产主及对俄问题而起。

梁启超说,他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哲学、科学上问题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问题,只是“当时此地”的,不会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谈外国流行的时髦主义,不管那主义本身好坏如何,纵令好极,也不过是学堂里的“洋八股”!也不过是由横文译出来的“井田封建论”!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如其有这样“头脑冬烘”的主张,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纯洁,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莫斯科贡院里出身的洋举人”!共产主义能否为将来人类造最大幸福,我们不知道;纵令能,却不能因为人参是补身子的药,便随便找一个发大寒热的人也灌他参汤。如其有这样纯任理想的主张,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坐城楼读《周易》却敌兵的书包军师”!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梁启超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相信无论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份人和他部份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已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较圆满解决。二次、三次抗争,亦复如是。如是递迭交争交让之结果,自由幸福的质和量都随而加增。尤其是经济事项,非在“两利俱存”的条件之下,万无健全发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只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是绝对的恶政治。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绝对不适用。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有二:一须全民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觉和不得已的自动;二、须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当能力。这两个条件都非仓卒间所能造成,必须指导社会的人们很耐烦,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启发他们扶植他们;而且要社会在比较的安宁状态之下,才有着手的余地。换句话说,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现,总要给全国人民补药吃,培养好他们的体子,令他们有气力,那么,什么“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都会自动地办,而且包可以办到。如其不然,专用兴奋剂去刺激他们,他们吃醉了狂叫乱舞一阵,酒气过后,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闹得几次连兴奋性也失掉;若要加分量去兴奋,或者如赵飞燕的妙药活活送了汉成帝一条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汉乱叫乱闹,闹不成功也还罢了,一定把全场秩序搅得稀烂,令不醉人无从插手。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这种话若在国内流行,便是国民品性堕落到十二万分的表示,这个国家简直已经宣告死刑了!至于外交,除却绝交宣战的场合外,无论对何国保相当的友谊是应该的,却没有什么联不联。联人须有本钱,中国配吗?拿什么去联?若说我有一个大敌,要联别个来制他,譬如绵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撵得走撵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给豺狼当点心,怕没有第二条路!朋友们请睁眼一看,清末联日、联俄、联英、联法闹得乌烟瘴气,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礼物完事!真不料在民国第十四个年头,还有道光间《海国图志》派的“以夷制夷论”发现于社会,且成为一个问题,重劳知识阶级之讨论!与论界之耻辱,真莫此为甚了。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

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

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

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http://blog.ifeng.com/article/33995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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