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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隐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日志

 
 

【转载】陈嘉映:维也纳学派  

2015-11-18 17:45: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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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维也纳学派】

 (2011-11-28 11: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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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维也纳学派

 

维也纳学派

维也纳学派兴盛于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为中心,风行中欧,波及世界。其主要成员有石里克、纽拉特、魏斯曼、卡尔纳普等。参与维也纳学派活动的重要哲学家还有哥德尔、亨普尔、兰姆塞、波普尔、塔斯基、爱耶尔、蒯因等人。维也纳学派强调实证主义精神,其多数成员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同时对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他们关注科学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约定、定义、规律、或然性等概念,理论体系在科学中的地位等问题。维也纳学派主张创立一种精确的、普遍的语言,“科学语言”(石里克)或“物理语言”(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作为“科学的统一语言”。维也纳学派自己既重视逻辑分析又重视经验实证精神,因此也被称作“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

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1882425日生于伯林一个贵族兼实业家家庭,1906年在普朗克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论题是光在不同介质中的反射。后来几年他发表了一些文著,包括1917年发表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对相对论最早的研究之一)和191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普通认识论》,受到广泛赞誉。这本书代表了他早期所采纳的经验-批判的实在论立场。他1922年到维也纳大学担任归纳科学〔自然哲学〕的教授。在他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俱乐部的团体,定期讨论哲学问题,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作“维也纳小组”或“维也纳学派”。这一时期石里克没有出版过大型著作,只发表过一些论文。石里克1929年和1931年两度赴美讲学,其余时间都在维也纳度过。

维也纳小组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是与石里克同年的纽拉特,其主要著作是1931年发表的《经验社会学》。纽拉特是一个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人,立意要使维也纳学派成为国际哲学运动的主流。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一次大战结束后放弃了任教的机会,参与了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建设。他也试图使维也纳小组成为一种左翼的政治力量。右翼政府上台后,纽拉特曾被监禁。后来他移居荷兰,1940年纳粹入侵荷兰时逃到英国,1945年在牛津去世。

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来源是休谟、马赫、罗素,但最主要的思想来源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发表以后,维也纳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曾认真研读。维特根斯坦从南奥地利回到维也纳地区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通过他和石里克、魏斯曼等人的谈话得以了解他的新思想。逻辑实证主义的许多主要论点可以看作在特定方向上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所作的阐释。

维也纳学派最关注的哲学问题大概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为此,维也纳学派突出形式科学如逻辑和数学与经验科学之间的区别,区分形式真理和事实真理。就事实科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科学是如何获得真理性的。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是:这些科学的命题互相支持,但归根到底要由基本的记录句子来支持。而记录句子是由经验给予证实的。至于提供最终证实的经验到底是感觉与料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不同成员有不同看法。维也纳学派的这一立场被简称为“证实原则”。证实原则本来是从科学命题的角度提出的,但同时也扩展到一切语句上,它用能否证实来判明一个语句是否具有意义〔即无论它为真为假但的确是一个命题〕抑或只是貌似语句的一串无意义的声音。可以说,这种这种理论从考虑科学的真理性出发,发展为一种语句意义的理论。

形式真理和事实真理体现在维也纳学派对先天分析命题和后天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上,分析命题不是关于事实的陈述,但可以用它来改变事实陈述的形式。维也纳学派坚决否定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形式真理的证明是一个符号系统内部的工作,事实真理则需要由事实来证实。符号系统的自洽问题,符号系统的逻辑基础问题,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众目所瞩,是数学、逻辑学、哲学、语言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决有关符号系统的这些问题,维也纳学派扩展了现代逻辑技术。在这一领域内取得最大成就的是维也纳小组的边缘成员哥德尔,以19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数学原理”及其相关系统中形式上不可判定的命题》著称于世,这篇论文提出了哥德尔定理,论证了任何一个丰富得足以对算术进行表达的系统其本身是否一致是不可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证明的。

不过,形式真理并不限于形式逻辑。卡尔纳普认为哲学是科学的逻辑,或曰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科学的逻辑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对科学概念、科学命题、科学证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细讲起来,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包括:研究科学语句的各种形成规则即规定原始符号建立命题的方式,研究从某些既有命题得出新命题的规则,特别是探讨理论命题如何与记录命题相一致,或说理论命题如何还原为记录命题〔即科学语言的变形规则〕。可以看出,在卡尔纳普那里,形式真理是比较宽泛的,大致相当于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语言的形式结构。石里克的看法与此相似,他认为哲学是对科学基本命题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的方法,处理科学的语言逻辑(Sprachlogik),从而对科学理论的意义作出解释:“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

一个真命题,要么属于形式的真理,要么属于事实的真理,而传统形而上学命题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因此,它们是些无意义的语句。形而上学不是错了,不仅不是真理,而且根本就没有意义。维也纳学派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倾向。这一倾向直接继承了休谟。休谟认为“抽象科学和论证的唯一对象是量和数”,在这种较完善的知识之外,“一切其他的研究都只涉及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经院形而上学涉及的既不是具体存在的事物,又不是数量,所以是些全无意义的东西,应该把它“扔在火里烧掉” 。石里克对传统哲学中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讨论和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虚无”概念的抨击是维也纳学派反对形而上学的两个突出实例。石里克认为,“外部世界”所指称的东西是和“人心内部的东西”之类相区别的,因此,有没有外部世界是一个在经验可证实范围之内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经验证实来确定一所房子只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抑或实际坐落在一所公园里,同样也可以通过经验来证实有很多东西不是随我的生死而生灭的。

至于科学对象,其实在性既不比日常对象更多,也不更少。相反,贝克莱式的“存在”,却是无法证实的概念,因此也是个无意义的概念,无论论争的结论是“有一个外部世界存在”还是“外部世界不存在”,其他所有事件、感觉、行为,都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在反对形而上学的潮流中,维也纳学派提出了很多著名的说法:形而上学是不结果实的研究,形而上学争论中的各方是在寻找一个伪问题的答案,伪陈述的宏大结合只能是一个伪体系。也许有人会认为,有一些问题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我们不可能提供答案,但这不妨碍我们作出猜测,有些猜测优于另一些猜测,而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工作。即使这样低调为形而上学辩护,也为维也纳学派所不容。卡尔纳普的驳议大致是说:无论谁提出来的问题,要么是有意义的,要么是无意义的。既然意义是由可证实性保障的,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证实或证伪来回答,而“7这个数字是否神圣”这一类的问题,无从证实或证伪,因此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根本是个不存在的问题,既然问题不存在,那么就连全知的上帝也无从回答,既然不存在答案,就无所谓对答案作出猜测,或者也可以说,任何一个猜测都等同于任何别的猜测。

哲学家一般都不像像维也纳小组那样秉持如此强硬的科学主义立场。不过,小组中多数成员对科学之外的陈述也有所考虑。按照石里克的看法,道德陈述可以是有意义的陈述。它们当然不属于重言式,那么,它们像科学命题一样也是关于事实的命题。石里克认为这些事实属于心理学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应当被视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不过,心理学的事实能够为道德规范提供解释而不是为之提供证明。科学可以认识规范,但不能够创立规范,因为以科学的方式创立一个规范等于为这个规范提供了绝对的证明,而我们不能指望为道德规范提供绝对的证明。所以,“规范的起源永远处在科学和知识之外、之前” 。卡尔纳普也说:“纵然回答了所有科学的问题,人生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肯定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不过,人生之谜其实不是问题,而是生活的实际境况。只有科学问题才是真正能够表述清楚的问题,因此也是原则上可以解答的问题。道德陈述用来说明人应当是怎样的,而非人实际上是怎样的,既然它不描述实际事态,就无所谓真假,从而也就没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虽然有些道德命令采取了直陈的形式,如“杀人是罪恶的”,它们实则与“勿杀人”这样的命令或规范是等值的。总的说来,价值陈述其实都是命令。从证实理论来判断,这一点就昭然若揭,因为从“杀人是罪恶的”这一命题不能推导出任何关于未来经验的陈述,也就是说,这个陈述本身是不可证实的。“杀人者会受到良心谴责”不能从“杀人是罪恶的”的推出,而需要从某人的心理状态推出,因此是个心理学命题。道德语言是语言的情感用法,用来表达赞同和反对,用来影响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维也纳学派关于伦理问题的思考几乎都以维特根斯坦的提法为基础,只不过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那些不可解答的问题才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

哲学史上出现一位大师,经常会有以这位大师定名的学派,徒子徒孙相传。像维也纳学派这样形成了一次真正有纲领有组织的哲学运动在哲学史上是极为独特的。维也纳小组1925年正式成立为一个团体,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其内容包括:彻底否定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不承认哲学是与经验科学相并列的科学,更不承认哲学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都是重言式。同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和哲学家大会上,维也纳小组和柏林小组(经验哲学学会)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系。莱欣巴赫是伯林小组的领袖人物,也可算作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维也纳小组接办《哲学年鉴》,先改名为《认识》,后又改名为《统一科学杂志》,先后由卡尔纳普、莱欣巴赫、纽拉特出任主编。从那时起到1940年停刊之间的十年,这个杂志始终是维也纳学派张扬自己立场的主要阵地。石里克等主编的《科学世界观丛书》先后出版了数部代表该学派思想的重要著作。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声势浩大,又有继之成立的柏林学派、布拉格学派、华沙学派遥相呼应。他们在欧洲多个城市举行过多次会议,1935年的巴黎会议标志着这个学派的鼎盛时期,塔斯基论文的摘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读的。

1936622,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校园内被一个精神失常的学生枪杀。此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小组的活动主要由纽拉特领导。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维也纳小组风流云散,重要成员及同路人分别移居美国(卡尔纳普、哥德尔、莱欣巴赫、亨普尔、塔斯基等)和英国(魏斯曼)。他们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带到了新大陆,同时,美国本土所产的实用主义也对后一阶段的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两者有渐趋融合之势。而在欧洲,特别是分析哲学潮流内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不断增加,兴起了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不再是欧洲哲学中一个统一的起领导作用的潮流。

 

意义的可证实原则

可证实原则和一个常识相联系:真话符合事实,为事实所证实。但要为事实所证实,一个命题首先要是一个可以被证实或被证伪的。张三明天会来北京,张三昨天曾出现在凶杀现场,这些命题可被证实,7这个数字是神圣的则无法证实。一个语句必须是有意义的,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个真命题。那些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证实或证伪的语句,就是无意义的语句。证实是真理的标准,可证实是意义的标准。这就是意义的可证实原则。

这个原则是维特根斯坦提出来的。一般认为可证实原则有强提法和弱提法,强提法是:“证实不是真理的一个标记,它恰恰就是命题的意义。〔爱因斯坦:大小是怎样测量的,那就是多大。〕” 弱提法:“每个命题都是指导证实活动的路标。” 维也纳小组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接过了证实原则:“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等于陈述证实或证伪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解释来表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意义,但是,解释本身还需要解释,推到最后,必须有某种东西是不需要解释的,而是直接给与的,这是证实的最终保障。

“为了发现一个命题的意义,我们必须借助一串连续的定义来转换这个命题,直到最后在这个命题中出现的词是一些不能再被定义的词,它们的意义只能被直接指出来。……每一个命题的意义最终都是由给与物决定的。” 这种无须证实的、报告直接感觉的陈述有“基始陈述”、“观察陈述”等很多名称,本书为方便计,统称为“记录语句”。它直接与事实相符合,是不可更改确定无疑的,其他陈述的真实性则须通过它们与记录语句的逻辑关系来确定:“未经丝毫污染”的记录语句构成了“一切知识的绝对无可怀疑的出发点”,我们在这里到达了最终的证实,这里是“知识与实在之间的不可动摇的接触点”。我们在蒯因一章将谈到蒯因所说的“观察句子”和维也纳学派的“记录句子”的同异。

记录语句可以直接证实,另一些陈述则需要通过一连串转化间接得到证实。证明现在室外天很冷和证明侏罗纪的平均气温是多少的确是两种太不相同的证明。维特根斯坦有时把前一类叫作命题,把后一类叫作假设。维特根斯坦始终在寻找语言和现实的接触面,

在《逻辑哲学论》里,是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这一思想现在〔在他的中期转变时期〕体现为命题和假设的区分。命题的证据就是经验或现象,凭借这种经验我们可以简单地判定命题为真或为假,“在把命题与给与的事实结合起来的东西中,没有任何假设性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种无可置疑的证据,我们反倒不可能假设也不可能怀疑了。命题是和现实直接接触的部分,假设则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分析为命题,需要多个命题来证实。这一思路和原子命题的思路接近,但也有微妙的区别:分析的尽头不再是无法经验的逻辑终点,而是平常的经验、现象等等。充分分析的理念开始松动。

维也纳小组在这一点上同样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但是对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实质不够敏感。我们来看看卡尔纳普所举的一对例子:直接证实的例子是“我现在看到在一个蓝色底子上有一红色方块”,间接证实的例子是“这把钥匙是铁制的”。卡尔纳普承认要细密描述直接证实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卡尔纳普的主要兴趣是在间接证实。

要证实“这把钥匙是铁制的”,我们可以引入已被证明的物理定律“铁制的东西放到磁石附近会被磁石吸住”、已被证实的命题“这是一块磁石”、以及我们现在可通过直接观察证实的“这把钥匙是在磁石附近”。从这三个前提我们可以推出结论:“这把钥匙将被这块磁石吸住”。这一预言如果实现,“这把钥匙是铁制的”就是一个真语句,否则它是个假语句。

卡尔纳普描述了科学实验的一个最简化的模型,但已经涉及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显然,没有科学家会靠一次简单的实验来断定什么,但是,实验要重复多少次才算可靠呢?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但从原则上说,既然一次不够,恐怕就会永远不够。卡尔纳普承认,即使像“这把钥匙是铁制的”这样简单的命题都无法获得充分证实并将始终保留为假说。如果证实所涉及的不是单个对象,而是门类、普遍的真理或自然事件的法则,情况自然更糟。所有物理定律都只能是假设。

与卡尔纳普相比,石里克持强证实原则的立场:“我们的预言实际上是否成为真的?在每一次单个的证实或证否的实例中,一个‘确证’总是不含歧义地回答‘是’或‘不是’,……确证是终极的” 。

强证实原则和弱证实原则的争点大致在于记录句子是否能充分证实。与此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的问题是,记录句子是确定无疑的还是可以矫正的?一般认为,石里克和魏斯曼持强证实原则,卡尔纳普和纽拉特持弱证实原则,维特根斯坦则从强证实原则转向弱证实原则。不过这只是个粗略的区分,例如石里克也曾说关于物理对象的命题要求无限数量的证实,所以归根到底并非绝对为真。纽拉特是弱证实原则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也区分记录句子和非记录句子,但他认为不存在最基本的记录句子,命题和假设并无明确区别,所有的命题其实都是假设,一切证实都是假设性的、不完全的。他否认有任何命题是不可修正的,哪些是最基本的记录句子也仍然含有约定,牵涉多种因素,例如,即使“这里有一张桌子”这样简单的句子,也牵涉到观察者、概括名称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个记录句子更严格地写成:张三某分钟记录:张三某分钟说:张三发现有桌子,但这些改写后的句子仍然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名称等约定。纽拉特就此提出了著名的边航行边修船的比喻:“不可能把终极确立的纯粹记录句子当作是科学的出发点。不存在什么白板状态。我们就像必须在茫茫大海上翻修船只的海员一样,永远不可能在干船坞上把它拆下,并用最好的材料加以重建” 。纽拉特的这一想法后来在蒯因那里得到更充分的阐述,我们在蒯因一章还将谈到。

爱耶尔对强证实原则和弱证实原则的看法不大一样,他认为在经验中得到确实证实的是强证实,在经验中得到或然证实的是弱证实。“砒霜能毒死我”、“人都是会死的”这些命题不能确实加以证实,但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句子,它们在弱意义上是可证实的。

关于证实原则的另一个争点是:对记录句子加以证实的证实材料是什么?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把感觉视作具有特殊地位的证实材料,他在直接证实中所说到的经验和现象既不是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但也不是感觉材料。维也纳小组则从一开始就把感觉论读进了《逻辑哲学论》。但无论是否给予感觉这种特殊地位,都可以追问,直接证实的证实材料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这一点后来维特根斯坦在私人语言的讨论中作了大量思考。这里我只想事先提到: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直接/间接这组基本概念,而且要看到,在一种情况下是直接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可能是间接的,明目人一眼就看到红的,盲人却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学研究才知道这是红的。

无论直接证实还是间接证实,谈的都是原则上的或曰逻辑上的可证实性。石里克提出的一个例子是“在月球那一面有一座3000米高的山”。他说这话是1932年,那时候人类还没有任何技术手段来证实或证伪这个命题,但这件事情显然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实际上没过多少年人类就发明了可绕行月球的飞行器,拍摄到了月球背面的情形。但是,即使人事实上永远不能观察到月球的另一面,上述命题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证实仍然是可以设想的,我们能说明为决定该命题之真假必须经验到什么材料。原则上可核实不仅涉及未来之事,也涉及过去之事,例如元前23141日早三时齐国国都东门外风力为三级,这一点实际上再也无法考证了,但这仍是个原则上可证实的经验命题。如果假设一样东西的存在却不能指出如何确定它是否存在,也就是说,无法指明它对可观察的事实会产生何种影响,那么,这个假设就是原则上无法证实的,或说它是无意义的。这个区别大致上是明白的,但更严密的思考将引发了关于“逻辑上的可能性”和“可设想的”这些概念的争论。

即使解决了以上疑问,可证实原则仍然只适用于陈述句。陈述句也许是数量最大的并且是最重要的一类语句,但它毕竟不是全部。我们该怎样把可证实原则应用到疑问句、命令句上呢?在分析哲学的道德研究中,有些人倾向于把命令句理解为伪装的陈述句,例如“把门关好!”这个句子多多少少相当于“我希望你把门关好”或“你将会把门关好”或“如果你不把门关好,就会出现某种情况”等等。“我希望你把门关好”是陈述什么的呢?据说是陈述说话人的某种心理状态。这些说法虽然勉强把各种句子都还原成了陈述句并从而使可证实原则成为适用于一切类型语句的普遍理论,但不难看到,这种转换相当任意,而且将在道德哲学领域导致不是似是而非的议论。

可证实原则的批判矛头指向传统形而上学,建设性方面则在于积极探索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逻辑。我们必须记取,维也纳学派的首要兴趣始终是科学哲学,他们关心的是一个命题的科学理论意义。卡尔纳普承认,一个无意义的句子蛮可能联系于某个想象,表达了某种感情,这些具有心理学上的重要性,但在逻辑上毫不相干。“给一个命题以理论意义的,……是从这个命题推导出知觉命题的可能性,换言之,是证实的可能性。表象的存在不足以给予一个命题以意义,那甚至并非必要。我们没有关于电磁场的任何表象。”

《逻辑哲学论》没有明确表述过证实原则,但不难看到可证实原则对语言和现实的一般理解是活动在《逻辑哲学论》框架之内的。石里克申明,可证实原则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对科学实践的正当描述。可证实原则的确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对证实原则的热衷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证实步骤的细致研究还是加深了我们对“真理在于符合事实”之类日常断论的理解,当然同时也引出了新的疑问。

我前面引用了石里克的一句话:“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这个论断是很可疑的。如果意义在于可证实,真理在于证实,那科学家就必须等到哲学家澄清了命题的意义才能开始证实,那就不会有任何实证科学了。科学命题的意义不归哲学家来澄清,科学家也等不到哲学家把物理定律都还原为记录句子才开始明白科学命题的意义。

可证实原则可以视作符合论+融贯论,这是一个古老的想法,在这里得到了系统的形式化。说得好一点,这一理论把真理的符合论和融贯论结合起来了??在记录命题那里,决定真理性的是符合事实,在记录命题以上的各个层次,决定真理的是命题之间的融贯。我认为,作为一个模糊的古老的大画面,它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细究起来,符合论和融贯论自身都各有困难。

就符合论来说,怎样决定记录句子已与事实符合?是否能够以及是否需要为符合不符合提供予进一步的论证?“桌上有本书”,看见它不是充分的证实,摸到它也不是,翻开读两页怎么样?但如果那是幻觉呢?正是这一类简单的考虑,导致观点上的分歧,弱证实观点认为,不可能有充分的证实,强证实观点则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证实命题的意义,命题就没有意义。

就融贯来说,我们怎样决定两个命题是否融贯?像纽拉特那样回答说融贯是一种约定是行不通的,约定逻辑规则显然不同于约定哪些命题符合事实。主张逻辑是所约定的推理规则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符号演算,而是经验命题如何交织并逐步上升为抽象的科学真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困难在于:一个记录句子应和哪些命题融贯?不可能是和一切命题融贯,因为有很多假命题;说和某些命题融贯显然太弱,因为神话故事也融贯;说和真命题融贯则是循环论证。我们将在真理一章分别讨论这两种理论的这些困难。

就符合和融贯的结合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量子物理里的定理等等究竟能不能还原成可以通过感官材料加以证实的命题?如果一切命题皆可还原,那么究竟是怎么个还原法?若不可,新增添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我将在蒯因一章予以讨论。整个问题在于:人们把事实和命题都设想为现成的东西,融贯论在这一点上殊不亚于符合论。石里克和卡尔那普努力表明符合论和融贯论是互补的,但我宁愿说,两者都停留在同一个平面上看待真理问题,而符合与反映以及真理性本来都是指高层建构对下层状态的符合,是一个形式化是否适当,是否能被理解的问题。

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自己,其真理论还有一个额外的困难:可证实原则本身不是从经验归纳得出的,也不是一个重言式,所以普特南称之为“自己反驳自己的”,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自己的分类法,它就成了形而上学的胡说。

(全文共有9300字。)

——来源:黑蓝论坛,http://www.heilan.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0496&extra=&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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